我国监察官制度的立法构建——对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建议

通过立法构建监察官制度是贯彻实施监察法的要求，也是监察官专业化的客观需要。通过监察官法确认监察官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推进监察官制度的法治化，促进监察官队伍高质量发展。针对中纪委监察官法（草案初稿）关于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规定，提出以下立法建议：“全员式”进入监察官序列的设计思路值得商榷。监察官属于特殊的监察人员，其范围应小于监察人员。监察人员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适当放宽监察官任职的身份限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虽然不宜作为初任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但是可在初任监察官考试时享有法律科目的免试或作为未来晋升时的考量因素。     

Weight of evidence from mRNA data: Implementation of an LR-system for forensic body fluid identification in casework

After developing an LR-system to calculate weight of evidence from mRNA data [1] we here present how this LR-system is used in forensic casework. We aim to convey the weight of the evidence in forensic reports.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尤其在经贸合作领域,香港和广东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实践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一次重大探索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特殊地位,粤港澳三地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应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     

少年司法国家责任论纲

由于国家责任的缺失，限制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宏观规划、整体布局与协同进步，以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差别较大、部门协作壁垒等问题一直存在。国家责任更具“宣誓”意义和政策指引价值，其与政府责任、司法机关责任存在主体不同、责任内容不同、责任实现方式不同等区别。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应加速制定“儿童福利法”，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理顺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细化收容教养制度，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并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     

比利时养老模式对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启示

比利时作为典型的欧洲发达国家,在养老体系和长期照护制度建设上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本研究归纳和分析比利时养老模式、相关养老法规政策、养老经费筹集以及服务提供方的资质等,意在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养老体系提供参考。当前,比利时形成了居家养老、短期照护、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护理院和老年病房等6种养老模式,并具有完善的法规和政策来指导照护床位数设置、养老经费使用、社会保险缴纳以及服务提供者的资质确定。借鉴比利时经验,研究认为,我国可以加强养老保障制度顶层设计,促进多元养老模式和谐发展,并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培养老年健康专业人才,以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体系。     

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地权配置的视角

“乡土中国”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事实。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优化地权配置，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从地权配置角度切入，剖析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生关系，探究了当前农地流转的成绩、不足以及困境，以图耦合地、人、业、钱等要素的关系。为推进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应当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化的农地流转市场并充分监管农地用途，合理界定相关权利主体及其行为边界，激活土地的多层次权能，促进现代农业与小农户有机衔接，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殷实农民获得感。     

Performing the ‘India Permitida’: The Counter-Gift of Indigenous Women Targeted by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me (Chile)

Relying on ethnographic data,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pro-mining position adopted in Chile's Atacama Region by a group of Diaguita women who benefited from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ogramme to revive indigenous culture. While the desire to escape from poverty (salir adelante, moving forward) appears as the main reason for participating, the benefits generated a sense of indebtedness resulting in allegiance to the company. The investigation also shows how this programme played a part in building a scenario in which indigenous females perform subjects apparently more suited than men to the neoliberal and multiculturalist governmentality of the Chilean State, whose politics favours mining.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教代会改革创新 ：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理论内涵到实践路径不断得以明确,为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民主治理是新时期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教代会工作的改革创新也就成为了这一目标下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在论证教代会改革创新的理论逻辑必然性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审视高校教代会的工作现状和改革创新面临的困境,探讨了加强党对教代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教代会改革创新的运行和保障机制,以及夯实教代会民主治校工作中源头参与的实效举措这三方面的治理实践指向。     

对下调法定最低刑责年龄的省思

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下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部分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倚仗法律保护肆意实施危害行为的"钻法律之空子"的情况发生,能够有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使公众免受"12岁恶魔"的伤害。在作为调整对象的低龄未成年人一侧,最低刑责年龄的下调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戴上这只法律"金箍"的未成年人将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自身行为的检点合法。当然,虽然法律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但犯罪未成年人仍然需要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治环境中得到救赎,既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关了之"[1]。在"疏"与"堵"并行的同时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使低龄未成年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中树立起对法律以及他人权益的敬畏之心。